今年54岁、从教33年的蒋华松，日前终于当选为教授。

与人们熟知的“大学职称评聘中，最重视科研成果、论文数量”不同，在这个副教授岗位上呆了12年的南京林业大学理学部教师打开了“教授”的大门，称“没有论文，没有科研，全靠平时的课程成绩和成绩”。

在中国高校普遍开展诟病“重科研轻教育”的今天，这一事件被媒体解读为“不需要一篇论文就能评价教授”，并很快火了起来。 不少网友、教师、学者对南林大学的职称评审政策表示赞许，分类评估、做到人尽其才，促进了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改变了“教得好不如写得好”的论调，开辟了“大学职称评聘”的新途径

但是随着事情的发酵和传播，出现了更多的质疑声。

连日来，多位教师向记者反映，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是教授三大职责之所在，不能偏废。 教育没有深入研究，脱离科研的教育不符合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 有学者直言：“评判‘教学型教授’是对公众的误解。”

这件事为什么会在学术界引起这样的争论？ 记者深入采访了高校教师，希望能如实反映他们的声音和声音，从而引起对高校职称评审评定的更多思考。

争论1什么是“教授”？

【记者观察】:“一篇论文就能评价教授”引起争议，根本原因在于对“教授”一词的认识不同。 南林大学校长王浩说，大学最本职的任务是教书育人，科研固然重要，但让教师回归教学本分更为重要。 这导致了很多吐槽。 “教授”本来是学术头衔，不做研究就谈不上教授。

什么是“教授”？ 只有教育才能成为大学教授吗？

积极(教师回归教育本分

山西某大学讲师陈锋(化名) :

我是公共课的大学教师，对南林大学“教学型教授”的职称评审规定表示赞赏。

从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开始，教育就是良心工作，课程差不多就可以了。 关键是充分发表论文。 长期以来，国内高校职称评审评定大多以科研成果为主要评价依据，教学只需完成课时。 受这根“指挥棒”的影响，很多教师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科研上，而教育只当作“公家的任务”，“教得好不如写得好”“科研是自留地，教育是公家的田地” 特别是数学课、外语课等基础课程，教师们承担着很多学习时间的教学任务，很难再有空闲时间了时间研究科研。 再加上原来讲授的是一些经典的理论知识体系，使得科研难以突破，久而久之，科研功夫也就丧失了。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最大本分，也是今天要强调的。 近年来，除了职位评定外，很多大学也发放了教育奖金。 这是个好信号。 只有那些专心教学、专攻教学的老师职务晋升不再那么困难，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队伍的积极性，促进教学科研同步，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相反，大学教授必须进行科学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遵民：

“不需要一篇论文就能评价教授”是完全不合理的。 大学教授要做科学研究。 不做研究只讲课也能评价“高级讲师”，但不能评价教授。

不否认教师是大学教师的基本责任之一，而课程是大学教授的基本功。 但“教授”作为大学的最高学术称号，世界上只有一个标准。 教一流、科学精深、同时引领成长的——教育、科研和服务是教授的三大职责，只强调其中之一，忽视其他是降低教授标准。

“教授”来自拉丁语，是艺术和科学领域的专家，是当今世界高等学校最高的学术称号。 其含义很简单，在大学里，教授的首要任务是在各个学科开设创新研究和为本科、研究生等开设课程。 教授比讲师副教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引领性，必须深入洞察学科研究前沿、问题所在，体现出精深的学术追求和引领学科发展的方向。 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教授应有的作用，真正引领学生、青年教师的成长。

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教授要上课。 今天我们要倡导的是教授带来教师队伍，提高青年的教学能力、学术水平和团队精神。 我的理想是本科学生的基础课程主要由讲师、副教授承担，教授可以指导。硕士课程由副教授负责，博士课程由教授负责，这三个阶段的结构，通过讲师的锻炼，副教授的指导，教授的指导，使之达到大学的科研水平

争论2是教研组长还是互相排斥？

【记者观察】:“什么是教授”之争中暗含的，实际上是关于教育与科研关系的纷争。 近年来，本科年级学生的选课呼声震耳欲聋，高校“是否应该重视科研”、“是否应该重视教育”的争论白热化。 采访中，多位教师向记者抱怨，课时安排太多，让自己无暇科研的一位教师认为，教学只能分散自己的科研精力，让自己“选择对自己发展更重要的东西”。 但是，很多人认为，没有学术研究，个人教育就不会成为卓越的“教育没有科研基础，就是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

教育和科研应该怎么想？ 是教研部长，还是互相排斥？

积极(教师精力有限，考虑“教育”必然会失去“科研”

北京某大学讲师李萌(化名) :

我认为科学研究和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必须承认不同的教师有差异。 有的人擅长教学，有的人擅长科研，少的人能把科研齐头并进。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好老师不是好研究者，好研究者的评价分数往往非常低。

这是有实例的。 以往对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商学经济学院的调查显示，在本科阶段，顶尖研究者的教育无法提高升本本科生的成绩，这些学者的作用只能在硕士研究生课程中体现。 从学生的反馈来看，他们并不会给这些顶尖研究者更高的教育评价分数。 大多数情况下，本科学生给学校最好的研究者的分数低于学校的平均值。

这有两个理由。 一个是与基础研究相比，教育是完全不同的技能。 前者需要钻研，后者需要聚众长，需要专业的教学技术、方法、与学生建立亲密的关系等，很少有人在科研和教学中有同样优秀的素质； 二是现在的指导让教师“重科研轻教学”——在我身边“不时间科研”成为最普通的状态，很多老师不愿意参与教学评估类活动。 “全员科研”是中国大学的最真实写照。

教师精力有限，考虑“教育”必然会失去“科研”。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设置“科研型教授”和“教学型教授”的角色评价体系，让每位老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享受与其价值相符的待遇。

相反，没有被科学研究思想引导的教育不能称为“大学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

目前我国高校对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存在各种误解和认识上的偏差。 首先是把教育和科学研究对立起来。 但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各大学和各大学对“教授”的科研提出了比过去更高的要求，没有科研思想指导的教育，更谈不上“大学教育”。

图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大东为学生上课。 胡庆明/摄影

在美国，以教育为中心的文理学院也越来越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及其成果发表。 2014年5月，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刊物《学苑》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科研和教师的科研成果的发表在以教育为中心的文理学院中也不例外，在教师的评价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些研究者选择四年制文理学院是因为这些大学一般以教学为主，重视研究和发表对那些研究型大学更为重视。

科研促进教学，既有利于教师的创新教育，也有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据说时代瞬息万变，只有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才能获得最新的知识和学生交流。 对教师来说，只有研究型教师才能更好地选择讲课内容，知道选择哪些重要话题和概念，以更好的方式向学生传播知识。 此外，许多国外大学认为教师进行学术研究对学生也有吸引力。 学生参与科研和学术研究，已成为国外许多高校本科学生教育的常态。

争论3教授到底能不能“分型治病”？

【记者观察】:其实，南林大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0年前，“教学型教授”相继进入国内高校制度水平。 对此，有评论认为，“教学型教授”有利于解决科研与教学失衡的弊端，有利于高校人才选拔和人才优化配置，也有利于高校根据自身特点形成办学特色。 但也有人反对说，大学教授不能“分型治”，“教学型教授”是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主观臆断。

正方：“教学型教授”让“学术”重新定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奇：

二战结束后，在许多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科研工作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教育的重视，进而影响了高校人才培养的根本使命。 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又开始重申教育的核心使命。 其中，欧内斯特鲍耶在《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优先级》的报告中提出“学术”应当重新定义，新的“学术”应当包括“发现、综合、应用、教育”在内的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学术理念协调了科研与教学之间的矛盾，将两者整合在一起。 事实上，如果大学管理人员许可，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教授可以从上述四种学术中选择一种学术，发展相关素养，成为合格的教授。

即使不设置“教学型教授”，在以教学为核心使命的教学型大学中，也可以设想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教学。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教育型大学教师不需要开展科研。 在新的“学术”定义下，教什么、怎么教、谁教、谁学，这些本身就是需要研究的教育问题，是专门的问题。 但是，在现行的高校环境和职称评审体系下，这些问题都成为了管理问题。 只有把管理问题回归专业问题，让教师通过校本研究解决具体专业问题，让教师参与校本教育研究与评价，才能达到不断改善教师教学质量的目的。

另一方面：“教学型教授”只是“历史过渡期的产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

“教授型教授”是过渡期的产物，这样的讨论及其话题有——，“不需要一篇论文就能评价教授吗？” 是过渡性的话题。 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50后、60后，甚至一些70后的学者在进入大学之前或之后，由于历史或个人原因，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或相关行业的最高学位。 由于对科学研究的认识存在偏差，有的人不重视，有的人对科学研究不感兴趣，有的人科研能力有限。 他们几乎不从事科研，虽然其中有些人受教育程度很高，但这种现象在75后和80后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很少会出现——。 因为他们没有博士学位或相关行业的最高学位，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研究训练，没有相应的科研成果，无法进入大学。

我个人认为，大学教授不能“分型治”。 我认为大学里不能有不做科学研究的教授，也不能有只做科学研究而不做教育的教授。 ——很有趣。 这种类型的教授，现在很多大学都有，但讨论很少。 原因很简单，教授这一职责——教育、科研和服务，应该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目前我国高校推行的“教学型教授”只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权宜之计，相信未来必将消失，而非“大势所趋”。

争论4“教育能力优秀”为什么会被评价？

【记者观察】:在众多争论中，另一个焦点是“教育卓越”如何评价。 据报道，南林大学此次选聘“教学型教授”有测评两个维度。 是师生评价和课堂教学质量专家评价。 师生评价是该校学工所对近五年毕业生教师教育活动的数据汇总； 课程质量专家评估由教务处在教师不知情的前提下，在其前一年的课程视频中随机抓取3段45分钟的教学视频，校外组织3名以上国家级或省级教学名师，组织校内教学督导等进行评议。 对此，认为这回归了教育的初心和本源，将评价权交给了学生和同行； 但也有人指出，“教育卓越”不应只由自己所在班级的学生来计算，而应体现在其普及性、可复制性上。

加(课堂以课堂质量说话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在中国大学目前的发展阶段，我认为有必要对一些教学型教授进行评价，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评价。 虽然目前各高校还没有达成共识，但不能认为教学型教授是“科研水平低”“不做论文”的教授，还需要从其功能的发挥来评价。

在这方面，南林大的做法还是不错的。 核心要义是教学要以课堂质量说话。 特别是听课、看教学视频、邀请国家或省级教育名师和校内监督参与评议环节，能有效筛选出真正精通教学的人。

但我认为其中有必要明确划分学生评价与教师评价的界限，科学使用师生评价。 由于学生知识水平的限制，学生的评价不是教师的专业水平，而是评价教师的态度，评价自己的学习感。 教师和专家的评价要以专业评价为重点，保证教师是普遍认可的权威专家组成的第三方评价机构，以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反面：“教学能力强”，科研功底也不能破

西南大学副教授唐斌：

我不认为公共课的教师没有做科研。时间和空格，“教育型教授”不需要论文。 学生、同行对“教学能力优秀”的评价不可或缺，但评价教授需要一定的科研水平，这个底线是不能打破的。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走上讲台的前两年科研和教育是“割裂的”。 这个阶段是大量的。时间要花在备课、熟悉教材、编写教材、修改教学设计等过程中，真正的科研并不多。 但是，这个阶段过去后，我们会发现现有的知识储备、教学方法、教学设计，不能满足优质课程的要求，只能说是讲了知识。 从此，科研与教学就产生了互动，——要想相互促进开设好的课程，教师必须不断研究问题，突破原有的知识结构，形成“在教学中寻找科研，用科研成果和阶段性成果来反哺教学”的过程

因此，在目前“教学能力优秀”的评价维度下，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不能放弃科研。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科学研究不仅体现在教育研究上，更多地体现在教育心得、经验的可复制性、可推广性、影响的传播力上，比如发表教育改革论文、参加教育改革项目、获得教育成果等。

争论5不同水平、类型的高中教授指标是否不同？

【记者观察】:截至今年6月，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956所。 在采访中，一位教师表示，2000多所高校应该分层次、分职能，中国不需要那么多研究型高校，非研究型高校职称评审应该更加注重教学和成果转化。 对此，也有人强烈反对，认为无论什么类型、什么水平的大学，“教授”的科研能力都不能放弃。

不同水平、不同类型的高校职称评审指标、导游有差异吗？

加分(职称评审应从“一把尺子”走向特色差异化

江苏某高校人事部工作人员李华东(化名) :

我所在的大学是国家典型的高职，我认为不同层次、类型的大学职称评审标准不同。 不能用一把尺子测量到最后。 特色必须有差别。

在江苏，其实已经有很多高校开始了南林大学这样的改革，各高校在充分考虑教师队伍多样性的基础上，根据学科、类型的不同，制定适合各校教师队伍实际情况的职称评审方法。 我们职业院校评价教授，不能像北大、清华等研究型大学那样以科研成果论英雄，而要关注课堂效果、社会贡献度、成果转化的有效性，甚至更高。

相反，教育、科研、社会服务、教授的“三把刷子”不能丢

中国人民大学程方平教授：

我认为无论是什么类型、水平的大学，教授评定的指导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教育、科研、社会服务的“三把刷子”不能丢。 但不同水平、类型的高中只是上述三点的具体指标和表现形式不同。

大学教育第一是专业课，第二是探索未知领域，第三是为社会服务，是古今中外都做不到的。 所以，一些应用型大学也需要教师进行科研，研究如何跳出教材进行探索和传播。 只是学术上有学术性的科研、实用的科研，研究型、应用型大学有各自的科研途径。 这些既可以是新的发现发明，也可以是现有成果的落地转化，但不能因为大学类型和水平的差异而忽视这一点。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我们不能只强调教育是主要类型的教师才重视科研。 同样，研究较长的教师也要强调重视教学方法的提高。 不同序列的评价标准权重可以不同，但教育、科研一定是评价维度，是不可缺少的。

(邓晖) )。

《光明日报》 ( 2019年08月09日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