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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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比库帕雷克认为，自近代以来，非西方世界就没有出现过西方式的政治哲学名著。他总结说，核心政治信仰缺乏共识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最重要原因。其他限制和非西方社会面临的紧迫现实问题也导致了这一结果。虽然作者的论述或多或少带有一些“西方视角”，但他提出的问题仍然值得更多的思考。

虽然非西方政治思想家对各类西方思想家数不胜数，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只吸收了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对这些思想家的解读也大相径庭。一般来说，他们关心的问题有：社会变革和冲突的性质和根源、如何建设国家、国家作为改革者的基础和限度、政治权力的性质、意识形态在证明主流集团统治合法性方面的作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最近的人权的性质和基础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容纳种族和文化多样性。因此，从历史和社会学角度讨论这些问题的西方思想家常常引起他们的注意。

这解释了为什么早期非西方社会关注孟德斯鸠、孔德和马克思，他们强调这些思想中的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密尔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但更多的是关于他的历史哲学和功利主义，而不是他的自由理论，后者至今很少引起关注。霍布斯的兴趣是有限的，甚至洛克也是近几十年才真正被注意到。尽管对边沁政治思想的关注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但它仍然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和追随者。然而，他的道德和社会思想往往被拒绝作为西方反道德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很少有人对马基雅维利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反道德的政治观点被认为构成了西方对非西方社会态度的基础，所以那些专注于在道德和精神基础上构建政治的人往往竭力避免。伯克的保守主义过于强调等级制度，很难改变自己来吸引非西方社会的注意。

在当代西方作家中，奥克肖特、诺齐克、利奥施特劳斯甚至汉娜阿伦特在非西方社会都不是很受欢迎，而葛兰西、福柯、德里达和哈贝马斯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很多读者和研究。如果说罗尔斯在拉美受到了一些关注，那么最近中东、非洲和印度几乎没有人对他感兴趣。因为它的哲学前提和文化敏感性太西方化，甚至太美国化，在非西方社会无法引起共鸣。罗尔斯的个人主义和唯意志论的社会观，他不能批判地对待甚至严肃地表达非自由主义的信仰，他努力摆脱政治思想和实践的总体性理论，这些都限制了他的影响。

20世纪的非西方政治思想包含了比西方更广泛的思想。在西方，政治制度及其相关话语的历史悠久，使其在许多核心信念上有着广泛的共识，包括国家的性质和重要性、个人权利、相对经济自主、世俗化、宪政主义以及国际关系的性质和实际运作。相反，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结构仍然相对多变，一些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制度仍然是生活现实的一部分，前现代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历史记忆仍然历历在目，这往往会引起人们的怀旧情绪。政治思想家可以学习的不仅是西方的思想资源，还有自己的传统。

霍布斯第一版封面《利维坦》

虽然现代主义获得了相当大的优势，但它并没有让批评者沉默，也没有排除其他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所以，用福柯的话来说，非西方社会的政治想象更少规训，更大胆更不计后果，为大胆的实验做好了准备。不同思想之间的差异是广泛而深刻的，例如国家的性质、权威的基础和限制、个人权利和宪法对权力的制约的重要性以及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尽管不同的思想家对不同的对象形成了越来越多的重叠共识，但很难想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信仰是他们都认同的。

面对如此深刻的分歧，非西方政治理论家面临着一个难题。他们不能确定自己的信念和前提是不证自明的，或者仅仅满足于表面上维护它们，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社会中的其他人以同样的力量和真诚坚持相反的观点。罗尔斯可以将自己的政治哲学建立在西方自由民主的核心信念之上，当面对批评者时，他觉得没有必要进一步论证。然而，那些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家们却没有这样的理论奢侈。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以批评者认为令人信服或至少值得尊重的方式捍卫那些基本原则和前提；或者简单地认为它们不证自明，肤浅地循环论证，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政治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的理论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内核，很难说服其批评者。前一种选择只在理论上有说服力，但其要求过于苛刻。比如，一个非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要反驳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基本前提，甚至批判传统主义者，都不容易。与罗尔斯和西方思想家不同，他无法抛开总体性理论，建构一套自足的政治理论，因为这些总体性理论中有一部分具有深刻的政治意蕴，其代言人并不承认政治生活的自主性。因此，非西方政治理论家需要对待总体性理论，对其进行系统的批判，指出其逻辑上的不足及其道德和政治上的不可行性，并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建立在一套令人信服的关于人和世界的观念之上。像霍布斯、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所表明的那样，这样的哲学主题不是不可能的。但需要持续有力的哲学分析、广泛的知识分子和道德同情、敏锐的历史感等因素，这是大多数政治理论家力所不及的。既然连一些最杰出的西方政治理论家都在这一点上栽了跟头，那么非西方国家没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甚至没有一部政治哲学的杰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非西方国家没有政治哲学名著还有其他原因。一些专门从事政治理论写作的人也是积极分子，他们缺乏持续理论探索的天赋、闲暇和爱好。至于文人(大部分作品往往是他们写的)，往往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政治所要求的知识自由在共产主义和宗教正统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是缺乏的，即使在印度这样的自由社会，对探索性问题的提出也有强烈的禁忌，以防止其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共识，鼓励宗教和其他形式的激进主义。此外，当他们的国家面临危及其存在和完整性的尖锐的实际问题时，政治理论家认为关心这些问题比抽象的政治理论更值得。对政治理论没有真正的需求，所以没有写作的动力。况且在学者收入低、地位低、学术职位少的国家，很多最有才华的学生都进了技术、医学、管理等部门，政治科学部门只能招那些没有其他出路的人。没有健全的政治理论传统，政治理论的学生在理性训练上相对肤浅，评判作品的标准也没有那么高。由于非西方社会面临着新的问题，不能轻易接受现成的答案，所以探索这些问题需要勇气和智力上的自信，这对于那些遭受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殖民统治的社会来说并不容易。

(本文选自《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第26章)

特伦斯鲍尔/理查德贝拉米

译者：任俊峰/徐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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