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各国政府“战争”的表现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解读，更流行的是东西方政治的分野。有人看到了西方政治的傲慢，以为自由民主可以“征服世界”。我看到的是西方政治的惯性。

美国传染病科学家理查德克劳斯曾说过，瘟疫的到来就像死亡和税收一样不可避免。人类与瘟疫斗争了几千年，但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政治进化的每一步都在抵消致命病毒对人类的杀伤力。1918年“西班牙流感”之后，人类社会再也没有出现过传染病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事件。

当时的政治演变由西方国家主导。19世纪中期在英国建立国家公共卫生系统开创了政府治理的先河，后来成为许多欧洲政府效仿的做法。如今，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系统都可以找到“英国基因”。

后来美国起了主导作用。美国1946年成立的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处理传染病流行的政府机构。目前世界上有疾控中心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参考了“美国模式”。

传染病防控的主导地位与国际政治的主导作用相匹配，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自冷战后期以来，美国长期在国际防疫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与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含金量”高于英国是一致的。

可以说，欧盟是西方政治演进的标杆，成员国之间人员、信息、资本的自由流动，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明确划界，几乎被神话为世界政治的黄金标准。这就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但也是西方政治演变“停滞”的开始。

这种停滞，在岁月静好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但危机来临时，却非常显眼。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世界从未遇到危及民族生存的战争威胁，也没有出现动摇民族根基的民族危机。

这种平静的时期滋生了政治惰性。如果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只是一个警钟，那么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无论是带有“超民族国家”色彩的欧盟，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社会，自由民主制度都是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在一个危机四伏，人类与病毒共存的世界，政府的治理能力无法将政治进化拖回来。

欧美重灾区不是自由民主的错，但你总能看到政治认知的惯性伤害了治理体系的有效性。政治学者郑永年在分析欧洲失控的疫情时写道，“对政治权力深感恐惧的人，宁愿孤独地死在家里，也不愿看到高度集权政府的出现。”

一百年前，美国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警告说：“英语国家的人民长期以来忽视了行政方法的改进，但他们全神贯注于对行政权力的遏制。它对政府的控制远远超过它的鼓励。它一直关心的是敦促政府变得更加公正和温和，而不是更加灵活、有效和有序。”

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写道，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现代政治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约束强大的、利己主义的、甚至是暴虐的政府。他说的“现代政治”，其实是指“西方政治”。

自历史进入“现代”以来，西方政治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主角。福山关于西方政治衰落的论述，不就是西方政治在进化中的惯性吗？

从政治进化的角度来看，能被称为“现代”的政治，一定是能随着时代和形势而变化，并能得到有效治理的政治。东方和西方都是如此。

作者|莫勒，《南窗》资深作者

编辑| LL

排版|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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