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自由主义承诺了一套包括个人平等、言论自由、契约自由等在内的法律自由制度。在自由主义看来，西方社会是平的，全球化也是平的。其实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特征，背后是金融资本的寄生积累。金融资本寄生积累导致的社会分裂和危机推动西方政治生态从自由主义走向右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带来的危机为社会主义复兴创造条件，这是当代西方政治生态的演进逻辑。

金融社会的系统性危机

在西方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是金融资本。在美国，真正的主体既不是抽象的个人，也不是国家，而是金融资本，没有更高的主体。资本是垄断资本，其垄断包括工业、商业、信用的垄断，以及房地产的垄断、公共经济部门的垄断、国债发行和公共信用运营的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垄断。这些金融垄断为自己的超额利润、垄断利润、风险利润和投机欺诈利润服务。这些利润一部分是通过推动社会进步获得的，另一部分是通过直接剥夺其他阶层获得的，这是对其他阶层财富的直接转移。

资本的积累是垄断、剥夺和寄生。这种积累一方面导致制造业和社会生产者的萎缩，另一方面导致债务的膨胀。在一定的时间点上，债务膨胀和生产收缩会相互加强，产生金融资本寄生积累的债务通缩危机，债务通缩危机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公认并确认的经济萧条的原因。经济萧条是金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自我否定”逻辑的集中表现。

新自由主义政治共识的瓦解

自由主义下金融资本的寄生积累造成社会分裂，破坏自由主义本身的前提条件，将自由主义本身推向危机。自由主义所颂扬的契约自由被转化为债务的枷锁。在契约自由下，金融资本的信用关系造成了现代社会复杂的债务关系。信用制度的契约关系已经成为债务、贫困和失业的原因之一。比如美国的“千禧一代”认为，他们要到60岁才能还清助学贷款，即使大学毕业，也很难改变命运。就像古希腊的契约自由导致了债务奴役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契约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为了克服金融资本积累的债务通缩危机导致的经济萧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设计了降息、减税、量化宽松等政策。并通过不断印刷纸币来解决危机，这日益加重了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负担。这样的必然结果是国债增加，通货膨胀，社会福利减少，社会生产者再次被剥夺，情况越来越糟。作为最后贷款人，国家对金融危机的援助使国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削减福利，进一步剥夺社会生产者阶层，等等。导致国家的合法性危机。

自由主义的危机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暴露无遗。美国政治陷入了解决实质问题毫无建树，政党之间形式上的纷争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共和党和民主党互相攻击，双方都认为自己体现了自由主义，而在对方眼里，双方都走向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这种奇怪的现象反映了自由主义本身的危机。

右翼民粹主义的滋生和蔓延

人们的焦虑和绝望蔓延开来，汹涌澎湃，越来越突破自由秩序。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右翼投机政客活跃。他们为了金融资本迷惑人们，把人们反对金融寡头的斗争引向反对“第三要素”的斗争，即反对少数民族、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斗争。这就是西方日益蔓延的右翼民粹主义。

右翼民粹主义让自由主义的法律自由体系陷入危机。第一，在右翼民粹主义的冲击下，自由主义默认的与生俱来的人权陷入危机。自由主义主张以理性为基础的人权，不管黑人白人，不管个人的宗教信仰。在右翼民粹主义的冲击下，自由主义所期待的宽容、妥协、合作的理性人越来越激进。在现实中，攻击移民、黑人和少数群体导致了广泛的歧视、暴力和两极分化。其次，在右翼民粹主义的冲击下，自由派言论自由的基础也陷入危机。自由主义声称，客观和中立的媒体是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一些标榜价值中立的西方媒体表现出明显的党派偏见。例如，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强烈支持共和党，而CNN强烈支持民主党。人群的两极分化和媒体客观中立原则的丧失相互催化，加剧了社会的撕裂。第三，在右翼民粹主义的冲击下，自由主义建立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体制出现危机。面对严重的利益撕裂，司法是无能为力的。不仅立法权和司法权陷入危机，行政权也是如此。或者行政权力极度无能，或者因为屈从于金融寡头的利益而失去公信力。

右翼民粹主义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特朗普主义。虽然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失败了，但特朗普主义将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和发展。因为特朗普主义需要通过不断转移矛盾和冒险来壮大自己。面对深刻的危机，受右翼民粹主义影响的金融资本帝国倾向于采取越来越冒险和激进的政策来转移危机，这将在未来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全球动荡的根源。

随着金融资本社会危机的加深，改良主义等中间道路的空间日益局促。奥巴马执政带来的失望让民主党失去了“铁锈地带”白人工人的支持，民主党在五大湖周围的“蓝墙”轰然倒塌。在深深的危机和焦虑中，越来越多的人从右翼民粹主义中寻找希望。比如，在美国日益衰落、贫穷的小城市和广大的农村地区，就有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然而，右翼民粹主义并不关注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只是把人民当作诱惑的对象，只是把人民当作右翼政客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利用群众运动无意识的一面来挑起民族对立。它们不会触及人民贫困的真正基础，也就是不会触及金融资本的寄生积累体系。不仅如此，右翼民粹主义的极端倾向还会导致新的、更大的、更棘手的危机。因此，右翼民粹主义不可能长期把持住民众。从历史趋势来看，群众运动一定会脱离右翼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通过民众的有序组织和充分动员，将金融寡头垄断的生产资料转为社会所有，实现社会重建，是将西方社会从金融资本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必由之路。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不遇的巨变。西方新自由主义向右翼民粹主义转变，右翼民粹主义逆流必然为社会主义复兴创造条件。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有理由坚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来自：《前线》杂志，2022年第2期

作者：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