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许多西方国家政治混乱。比如美国的政治闹剧并没有随着选举而结束，各种势力围绕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内外政策和“通俄门”等事件展开争斗；保守党政府接连上演的政治赌博情节也是跌宕起伏。同样的政治乱局依然困扰着欧洲大陆，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法国大选政治洗牌。在西方历史上，政党之间互相攻击的情况并不少见。然而，如此频繁的政治乱局，以及政治决策者难以控制其决策行为和后果的现象，仍然让人担忧：西方国家的政治不确定性正在迅速上升。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干脆将其归咎于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理性的人们正在反思西方民主政治的机制和功效，认为西方政治的混乱印证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失序。

设计理念与实际操作脱节。

西方诸多政治乱象的背后，与权力制衡、多党竞争的制度设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西方民主政治的功能缺失是造成当前乱象的重要原因。象征西方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意在表达和满足民主政治的某些功能性需求。例如，权力制衡意在反对独裁和专制，而多党制则具有满足不同政治利益集团表达政治诉求和参与政治活动的功能。但实际上，民主政治的这些诉求并没有真正实现。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一些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已经走样。

制度变形表现为西方政党功能和竞争意义的变化。政党作为政治组织，起初承载了民主政治的诸多功能，包括表达不同的声音，提供参政议政的平台和机会，代表人民治理国家。然而，在西方，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越来越把赢得选举而不是提出切实可行的治理措施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以便掌权。由于选举政治的需要，政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表达不同声音的功能逐渐弱化，主流政党的中间化和政策趋同化就是这种趋势的结果。相应地，政党组织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并逐渐脱离公众的日常生活。事实上，西方权力制衡制度的实现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党博弈中的相互推诿、党派批判等。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主流政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尤其是政府权力，而权力体系是由少数精英支持的。与此同时，主流政党之间的竞争使得它们越来越偏离反映社会多样化需求的初衷。一些政党为了选举利益不惜滥用制度权力，导致政党竞争中狭隘的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斗争进一步放大。正是因为西方政党越来越忽视人民的需求，社会力量才不时诉诸“沉默的大多数”的反抗。政治反对派的崛起，各种抗议活动的升级，民粹主义的猖獗，都是这种社会现象的反映。

制度的变革还表现为权力制衡内容的质变。从表面上看，西方政治竞争的混乱是因为权力制衡体系的问题。事实上，经过长时间的演变，西方权力制衡制度的内容已经今非昔比。一方面，一些形式上的制衡已经不能反映实际需要。例如，早期的制衡制度侧重于在形式上约束行政部门的权力，这源于对政府行政权力的一种天然怀疑。然而现在西方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超出了以往制度设计所能遏制的范围，如何遏制权力的扩张成为制度设计的新问题。另一方面，一些新的权力失衡没有得到现有制度体系的有效抑制。尤其是过去几十年，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资本的力量日益膨胀，利用现有的制度体系主导政治议程。如何约束这种无形的权力垄断？西方现有的体系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一些西方学者表达了对民主制度失败的担忧，指出现有民主制度存在民主陷阱，即看似自由选举，实则是主流政党控制了选举过程。这加剧了人们的不满，西方国家频繁的抗议示威就是这种情绪的表现。

政治不信任加剧了西方社会的对立和分裂。

民主政治没有固定的模式，如果政治不能有效反映时代的变化和人民的需求，就会出现混乱。西方政治混乱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政治不信任。这不仅表现在对主流政党和政治家的普遍不信任上，也表现在政治行为体和政党之间缺乏信任。相应的，西方社会的对立和分裂也加剧了。

西方的政治分裂源于人们对公共事务现状的强烈不满。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9%的美国人仍然信任政府，55%的美国人认为普通美国人比那些当选的政治家更适合解决国家问题。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大多数人认为政治家不倾听普通人的声音。毫无疑问，人们对政治的不信任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主流政党脱离民众、政治家行为失范和政府公共治理不力。主流政党越来越关注选举结果而非政策本身，政客越来越投机。他们的行为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犬儒主义，做出正确决策和有效治理国家的难度越来越大，必然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美国爱迪生调查民调2016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40%的美国人根本不信任联邦政府公布的经济数据。这种对政府数据、专家和政治家的不信任，极大地损害了人们对代议制民主的信任。

主流政党的衰落和互不信任正在加剧。在西方，政党和政治家为了自身利益放大他们的反对意见并不奇怪。然而，在传统政治生活中，人们更关注政党和政治家的道德和责任意识，这驱使不同的政党和政治家在突出自身利益的同时，强调政治沟通的必要性，达成政治共识。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会分化日益加剧，主流政党的责任感和沟通力明显下降，政党越来越难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进行有效的政治沟通。因此，诉诸公投3354的方式，这是一种简化复杂问题的方式，被频繁使用。然而，在缺乏共识和必要的政治沟通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往往会加深而不是弥合社会分歧。论公投后的政治演变

新技术冲击现有的政治体系

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给西方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如何抑制网络媒体的权力滥用。在西方政治乱局中，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强烈冲击着现有政治体制，影响着传统政党组织和运行机制，改变着政党政治的生态环境。

近年来，西方国家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凸显了新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发展对政治的影响。首先，它改变了传统政党与媒体的关系，强化了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对媒体的依赖。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以有线电视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媒体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诱发了媒体政治的新趋势，即政党根据媒体的需求塑造自己的政治议程。除了迎合媒体对政治议程的偏好，政党的政治动员也越来越依赖于对媒体的巨额投资。这些又加剧了金钱政治的混乱，导致政治日益庸俗化和碎片化。政党和政党领袖越来越在意媒体的好恶，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更是与大众的实际需求相疏离。

与此同时，新技术尤其是新媒体的发展，强烈冲击着西方传统的政治运行机制和政治话语体系。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路径和模式，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传播方式，但也在侵蚀着传统政党特别是主流政党的政治基础。政党不再是政治信息的唯一甚至主要来源和政治参与的途径，人们越来越多地诉诸更直接的政治对话。这些都直接挑战传统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的组织和运行机制，挑战传统主流政治话语体系，导致政治更加脆弱，加剧政治不信任。

这些变化为新兴政治力量特别是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新媒体也为一些新兴政党和社会力量提供了便捷的发声平台。借助这些不同于传统主流媒体的新技术，一些党派互相攻击的仇恨和狂热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迅速蔓延。然而，主流政党通过主流媒体控制社会信息的能力大大削弱，主流政党及其政治家对政治决策的控制力降低。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一些政客的行为也变得更加轻浮和不负责任。在西方，新技术的出现促进了政治沟通的便利性和多样化，使得政治决策的演变更加不可预测和难以控制。这也是西方政治混乱的重要原因。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林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