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春节临近，人口大规模迁徙带来的疫情风险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

春运热潮中人们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迁移，从中小城市向农村迁移，也意味着疫情可能蔓延到易感人群更集中、医疗资源更薄弱的地区。此前，在接受该报采访时，埃森大学病毒研究所教授卢非常担心农村等脆弱地区能否经受住冲击。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瑶表示，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死亡都集中在老年人和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中。当前首先应该关注弱势人群的健康和安全，为他们修建防波堤。

他认为可以提倡“错峰返乡”，既能保护弱势人群，又能降低医疗流失风险。

12月15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方案》，要求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及时关注返乡人员信息，提示其做好健康监测，返乡前期佩戴口罩，减少与中老年人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人员接触，并告知其居住地农村医疗卫生机构。

沈绣是研究行政法的学者。他告诉该报，政府应该在疫情的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公共卫生事件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传染病容易在人群中传播，政府有必要通过各种手段防止大规模传播。政府“不能过度退位或失位”。

他建议，在疫情转型期，政府应该在个人防疫方面给予指导，让人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和治疗。这样，人们就可以在繁杂的信息中找到权威可信的内容。同时，与公众进行公开透明的风险沟通也是必要的。

沈宇资料图

[以下是与沈绣的对话]

建议引入应对新冠肺炎感染的个人指导。

论文：目前，我们提倡将无症状或轻度患者隔离在家中，但人们往往没有基本的医学知识和培训。你认为政府能提供什么帮助？

沈绣：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提倡在家对无症状或轻度患者进行自我隔离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采取的做法。

如果轻症患者都去医院就医，医疗资源非常有限，肯定会被挤占。一是重症患者不一定能得到及时治疗；二是医护人员容易被感染；第三，医疗资源无法满足所有症状患者的需求。

而且，轻症患者毕竟是阳性。当他们还有症状的时候，病毒传播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2022年12月9日，北京通州潞河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发热门诊外，市民在等待治疗。视觉中国图

人真的没有基本的医学知识和训练。不知道其他国家怎么样。但是在我和一些医生的私下交流中，(他们建议)比如你可以有一个指夹式血氧计，通过你的血氧饱和度来判断你是不是重病，这是其中之一。

第二，轻症患者的症状也是有规律的。比如发烧可能会持续2到3天，肌肉会酸痛，一开始喉咙会痒，然后会咳嗽。即使退烧了，可能还是会咳嗽，喉咙痛，但一般需要一周左右时间，这些症状逐渐消失。有些症状仍然存在，如嗅觉丧失，可能持续10天半月左右才能恢复。我是从一些微信群里了解到这个信息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让人们自己判断是否要去医院治疗。

但我也注意到，目前信息比较混杂。我更倾向于美国疾控中心的做法。他们没有微信，也不用通过社交媒体发给大家。而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知道疾控中心在这方面是权威的，其网站公布的信息是权威正规的渠道。只要我心里有疑惑，我可以马上去那个网站得到详细的指导。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对什么时候就医，什么时候不就医进行指导，让普通人即使没有经过医学训练也能判断。这些指导意见可以放在政府网站上，供人们随时参考。而且可以放在非常显眼的位置，或者用醒目的标题，让上网的人了解疫情转型期关心的问题，比如自我防护、自我治疗指导等。

论文：防疫转型期政府和民众的责任是什么？

沈巍：目前与防疫相关的法律有《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等。2003年非典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然后有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这些法律法规基本上规定了政府应该做什么。

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其实在任何时候都是在为自己的健康负责，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传染病流行的时候。通常，我们感冒发烧。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向政府求助，症状轻微时也不去医院。也许我会弄点感冒冲剂，自己吃点退烧药。那不是对自己负责吗？当然是对自己负责。

其实疫情期间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些公共场所戴口罩，戴手套，勤洗手等等，都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当然，人们需要比政策被清除时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其实大部分人也知道这件事。比如微信群里有人说“我是杨，我发烧了。”没被感染的马上会问“几天就好了？有什么症状？你能告诉我们吗？”所以，我觉得人们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会从自我保护和家庭健康保护的角度了解很多信息。

从法律角度来说，传染病是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应该负主要责任。为什么称之为公共卫生事件？和一个人的感冒发烧甚至癌症都不一样。因为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特别密切，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所以需要政府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防止大规模传播。

2022年12月7日，重庆，老人在新冠肺炎临时接种点排队接种疫苗。人民视觉资料图

在新的防疫模式下，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用硬的、强制的手段阻止或完全阻断传播，但政府还是要对公共卫生负起责任。法律不会像我刚才说的那么详细，要求政府出台个人防护指导、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指南等。但《传染病防治法》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传染病防治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并组织实施传染病防治规划，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治的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治和监督管理制度。”这些条款是关于政府责任的一般规定。

所以我说政府一定不能有缺位或者过度退位的思维。

报纸：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沈巍：疫情严重的时候(在美国)，我以前住的公寓楼里，因为电梯比较小，所以在公寓楼的电梯里贴了一个通知，要求电梯基本允许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同室使用时间。以前没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一拥而上，能带多少人就带多少人。疫情发生后，公寓楼提出了要求。

不过过了一段时间时间，疫情稍有缓解，公寓楼撤下了通知。当然，这不是什么法律规定，相当于我们物业公司在电梯里贴了通知，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公寓楼里几乎所有的住户都会遵守。有时候，有些人可能急着要坐电梯，所以他们会问已经站在里面的人：“我可以进来吗？”因为他们通常是公寓楼的邻居，被邀请的人会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美国政府在做什么，而是想说明美国人是如何对待循序渐进的防疫的。我不是说美国一定做得很好。美国也有它的问题，但是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

比如说美国的CDC(代表政府)，最初口罩、医用手套、防护服等短缺的时候。(当时我们国家还有很多人通过民间渠道向美国提供援助)，他们不断地倡导人们去打疫苗。在逐步放开对公共场所的管制后，当地政府将允许每个人免费获得两种抗原检测试剂，用完了可以重新申请。

还有一个照顾老人和特殊群体的例子。刚开始我家小区超市的货都不全，大家都在囤积防疫食品和物资，但是一时半会供应跟不上。一般8点开门，大家都可以进去。不过有个段子时间采取的防疫措施是8:00-9: 00只有老人和有特殊需要的人可以进去，其他人9:00以后都可以进去。

我住在北京五道口附近，见过一些商场采取这样的方式：某个路段最多能容纳多少人时间，其他人在门口排队。当有人买东西时，排队的人就可以进去了。

但是，我想说，我们真的没有这样的安排，尤其是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开业第一个小时有大量商品。规定比如年纪大的，有特殊需求的可以先去购物，他们的需求不会因为大家都要抢食囤货而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相对有序的安排。

前三年，特别是病毒毒性很大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模式可能是相当成功的。现在防疫转型下，政府必须自觉逐步转型。

这相当于打了一场防御战。以前是挺好的，但是病毒太厉害了，没有办法完全防御，于是我们就开始了街头巷尾的战斗。在巷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一步步后退，而不是完全后退。如果都退回来了，城里人怎么办？当毒性逐渐减弱时，脆弱人群受这种不利影响的程度就会降低。

其实，如果我们能理性对待防疫，就应该明白，原来的模式或措施并不是唯一的、不可改变的。科学的态度要求我们提前想象、准备和计划。如果原有模式发生变化，应该如何应对新模式可能带来的影响？

另外，补充一点人的责任。人除了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还应该有一种自律或者说道德上的关怀，就是也要为别人的健康着想。比如在过去的模式下，我们其实已经习惯了在一些场合不戴口罩，因为基本没有社会传播，大家都习惯了不戴口罩。

突然之间，有些人还是不习惯戴口罩，但是不戴口罩的地方传播非常快。有些事情是老百姓自己做不到的，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在他们控制的范围内，其实个人也应该有一定的责任。

春运高峰可能迎来疫情高峰，也可能倡导错峰返乡。

论文：如何看待在新的防疫形势下弱势人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处境，如何更好地保护他们？

沈巍：如果和过去的防疫模式相比，应该说过去很大程度上是有利于弱势人群的，但是在新的形势下，最不利的应该是弱势人群。因为他们在感染下病情严重，甚至死亡的可能性远高于普通人。

境外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一些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或弱势人群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首先要关注弱势人群的健康和安全。如何为他们筑起一道防波堤，防止或尽量减少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需要特别考虑。

防疫三年，应该很清楚哪些是弱势群体。首先要保证他们得到必要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医疗资源。第一，提供抗原检测试剂可以帮助他们判断自己是否被感染。如果他们做得好，还可以提供血氧计；第二，提供必要的药物准备。我看到有的地方给弱势人群发所谓的(抗疫)“大礼包”；第三，及时救治危重病人。

当然，我不认同“大礼包”这个概念，因为它不是礼物，做这些事情其实是政府的责任。

其次，弱势人群本身的判断标准可以放宽，不必特别精确。因为，人在病毒面前是否脆弱，取决于概率而不是个案。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在北京疫情期间的微信群里说，她阿姨94岁了，过几天就好了。

但是我们不能举一个例子。八九十岁的老人不是脆弱的人。评判标准必须全面，绝不能单纯以年龄等一个因素来评判。我们知道，有基础疾病的年轻人也会死得很严重。还有一种脆弱的人是潜伏的。潜伏的疾病是他的身体。如果不是因为病毒入侵，可能体现不出来。我们也不能过分要求政府确保这些潜在的弱势群体免受病毒侵害。

本报讯：据媒体报道，苏州姑苏区将核酸检测亭变成了“发热门诊”，居民可以在这里进行疾病诊断和治疗，并可以在“药房亭”完成配药；一些地区给弱势人群送去了“大礼包”；杭州设立了发热门诊，可以开进各个小区，为居民诊断、开药、配药。当前形势下，基层医疗机构压力很大。如何看待新形势下政府应对疫情的创新举措？

沈绣：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我认为这当然很好。

总体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应对，比如发热门诊或者门诊进入社区为居民诊断配药。只是希望在执行的过程中避免一些问题。比如如何及时提供医疗资源，同时尽量避免医护人员和民众被感染或再感染。

此外，利用现有资源对部分核酸检测亭改造为发热门诊进行了调整。但毕竟核酸检测亭的技术条件比较简陋，但发热门诊仅凭采样就不一样，需要有相当经验和技术水平的医生。

核酸采样室改造成的发热门诊。第一张财务数据图

充分利用现有医疗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护医疗资源，保护医务人员，尽量减少他们的感染，或者给他们足够的休息时间。毕竟能力和资源都是有限的。

此外，还需要考虑如何把重点放在有大量弱势人群的地方，比如美国，很多死亡发生在养老院。我们还是要强调医疗资源配置的有限性和集中利用的效率。

论文：现在医疗资源非常紧张，如何保证医院的正常运转成为焦点。

沈巍：确实是个难题。其实这个时候医护人员才是最宝贵的资源，因为保护一个医护人员可能就保护了5到10个病人。

我们不能把这一波疫情传播和感染当作一次性的解决方案。看来这波医护人员挺过来了，大部分都能解决。病毒的影响可能是一波接一波的，毒性可能是不断减弱的，但每一次影响都可能带来不可取的代价。

戴N95口罩的医生在给病人诊断。视觉中国图

报纸：春运已经开始，人们的心态很复杂。一方面很多人三年没回家，另一方面各地又将迎来疫情高峰。你觉得有什么值得注意和提示的地方吗？

沈绣：这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作为法律专家我不能说，但我可以说一些个人经验。

这三年没回过老家，但我和我妈视频聊过，我妈其实也不赞成我回家。她觉得路上很危险，可能会被感染。

她说，我照顾好自己就好。回来吧，我得想想怎么招待你。因为哥哥在当地，虽然不和妈妈住在一起，但是哥哥还是会回去看看的。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体会，因为每个家庭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老人可能会比较豁达。对于我妈这种老人来说，她不一定说春节要全家人在一起。视频问候说“见面”就行了，不一定非要春节团聚。

那么，让这部分人的想法成为一种举措吗？我觉得媒体可以分享这些人的想法，或许还能改变一些人的选择。尤其是在自由化的时刻，在春运高峰期间，旅行少了，冲击波也许就少了。

还有一种说法，从医学角度来说，不知道有没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有道理，叫“错峰”。即使是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被感染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症状。但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减少感染，我的那些春节不选择3354回家的同学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会住在学校里。如果这个家庭能接受，就相当于说我这次不进入一个可能的交际链，既能帮助自己，也能让年迈的父母状态良好。

过了一段时间时间，可能我再回家还是会有感染的风险，但可能不是这一波了，就不占用医疗资源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下一波病毒毒性较小，是自己感染后出现特别轻微的症状。

我觉得很难说政府可以下命令要求人们不要回家或者进入春运高峰，但是给予一些举措或者引导，确实可能会改变一些人的行为选择。

应加强公开、透明和坦诚的风险沟通。

论文：在防疫转型期，为什么强调政府要加强与民众公开、透明、坦诚的风险沟通？你认为哪些信息可以换来风险？

沈绣：风险管理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风险评估、风险沟通和风险管理。

没有风险评估，就不可能做出相应的决策。有了风险评估，人们不会知道你决策的依据，人们可能会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们还需要通过沟通来解决分歧或困惑。

比如刚发布的时候，同事在微信群里提出，现在不做核酸检测了，但是去医院还是要核酸。这不是惹来更大的麻烦吗？我在微信群里说，这可能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医护人员。做了核酸后，可以减少对医护人员的感染。如果我们政府或者相关单位做好风险沟通，就不会有太多的困惑和疑问。

沟通在英语里叫风险沟通。风险沟通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多向的。不要简单的发布信息，要同时接受一些询问和质疑，然后做出回应。这才是真正的交流。

政府在公开沟通时，一定要注意把风险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以及风险管理措施向公众说清楚。比如，根据时间的全球抗疫经验，特别是与我们接近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人口密度相近，疫苗种类相似，应该可以大致确定目前新冠肺炎株引起的重症率。

那么，不确定性是什么意思？比如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偶尔有几例。那是不是意味着有大爆发？不一定。

但是在风险沟通的时候，可以明确的向公众表示，目前有一些这样的案例，大概5个，6个，10个，还有一点增加，所以这个信息可以公开说明。同时可以说明，是否会出现重大疫情还不能确定，但政府会跟踪，随时发布信息，随时做出相应的防疫调整，决定是否进入应急状态。只有这样，人们才会觉得在不确定的状态下，政府才是真正负责处理和防范风险的。

随着相关信息的逐渐积累，确定性成分会增加，不确定性成分会减少，但从绝对意义上讲，不确定性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认为，基本上所有与疫情相关的信息都可以公开。只要能把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说清楚，把政府的认知、应对和局限说清楚，人们就能真正信任甚至接受某些措施可能存在的瑕疵。

报纸：你还有其他建议吗？

沈巍：我总结两点：第一，在转型期，政府本身不应该过度退位或失位，应该负责任地承担责任。

第二，政府应该进行公开透明的沟通。

如果我们做到这两点，即使我们会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可能会付出一些生命的代价，我相信人们会更加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