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的张幼玲今年夏天给自己惹了“麻烦”。

被关押了9778天的张玉环获得无罪释放，从监狱回家。在这个熟人盘根错节的村子里，张幼玲曾经是被害家庭眼中的恩人，因为“饶舌”道出了孩子被害的真相；现在，他的角色颠倒了，他帮助公认的“凶手”重获自由。

和他交过好朋友的同村村民会给他打70分钟的电话，争论案情，表达不满。“张玉环为什么被释放？”他也时不时收到讽刺的消息，有时攻击他的参与动机，有时以他的性格骂“张医生，你能帮的官司多少忙？”“无利不起早！”

甚至他的妻子在电话里也对他很焦虑。“哦，人们在外面散布，说你只是想要钱，你得到了100万英里。你在乎那些东西干什么？”

在张幼龄插手之前，他已经在武汉生活了六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曾经在进贤县北岭林场工作的医生，与张玉环的案子有着很深的交集。

在这个城市，他只是一个治疗男科疾病的医生，住在1000块钱的老小区房子里。楼里没有电梯，做饭用煤气罐。晚上回家后，张幼玲不得不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以免在黑暗中摔倒。

大多数时候，他会在早上6点半醒来，简单运动后吃点面条或鸡蛋，然后骑8分钟自行车，去一家私立医院的门诊部开始每天的工作。每个月，张幼玲一次攒下6天假期，坐火车回江西老家看望老伴和91岁的老母亲。他不得不担心家里的一切。当电灯坏了，他不得不等待修理。他老婆的糖尿病药也是他开的，他才拿回去。

65岁的张幼玲2014年来到武汉，在一家诊所当医生。新京报记者杜摄

但对于张幼龄来说，这些年来，他内心的压力一点点增加。起初，只是有点怀疑，“为什么张玉环没有被枪毙？”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幼玲去江西省文镇监狱看望同事，意外得知室友张玉环一直在绝食抗议。直到2012年，张幼龄的同事出狱，张玉环还在抱怨。

偶尔，他听说了张玉环家庭的不幸：他的妻子宋小奴离开了张玉环，去了福建工作。两个在常林小学读书的儿子不时被欺负，但是“谁会关心杀人犯的孩子呢？当时大家都恨他”。

2016年底，张幼玲在报纸上看到江西乐平冤案平反，4名被告无罪释放，相当震惊。随后几年时间，主动找记者陈述案情，与张家的亲属、律师一起推动案件进程。

他说，他一生中从未后悔多次卷入这起备受瞩目的案件。他只觉得自己这辈子做了一件很明确的事。“我帮助他，不是因为我关心张玉环，而是我关心真相。”

“我只是扮演了一个主角”

新京报：一些媒体认为你是张玉环案的主要推动者。你认为你在这个案件中的角色是什么？

张幼玲：定的太高了。其实我只是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主角。诚然，那些努力工作的人是第一记者曹英兰，律师王飞，律师尚和自己的亲属帮助了这个案件。

新京报：具体都做了些什么？

张幼玲：两个孩子不能无缘无故死。当年，通过公安部门的调查，张玉环被抓并被认定为凶手。我们全村人，包括我，都非常认可这个结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心里的压力也在一步步增加。

我有些怀疑。首先，过了这么久，为什么张玉环还没有被枪杀？你为什么不将他绳之以法？

其次，当我参观文镇监狱时，我的同事谈到了张玉环，说他是绝食自杀的，这增加了我的压力。

2012年春节，同事减刑，提前出狱。他来我家玩，谈到了张玉环。这是我的第三个压力。既然叫他冤，冤在哪里？我很想搞清楚这件事，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该问谁。

第四个压力来自2012年的前一年，农历六月。从外面回来，骑在张家村的路上。当时是下午两点。天气很热，水烫伤了我的脚。村里的每个人都不能在家休息。张玉环的母亲是唯一一个在阳光下耕作的人。这对我伤害很大。

我有jtv记者钟的联系方式。2016年，很高兴在报纸上看到江西乐平冤案的平反。我给钟记者发消息，“我心里有个结。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后来他给我介绍了法制记者曹英兰。通过曹，我们找到了王飞和律师和尚。

2017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去张家村，宋小奴赶了过来。那时我已经20多年没见她了，她哭着说着叫我大哥。我知道她生病了，看到她我很心疼。我告诉她，“无论如何，如果是张玉环干的，他活该。如果不是他干的，他也想重新整理一下，给他一个说法。这就是我的初衷。”

当时，律师还说，可能需要三到五年，或者八到十年的时间来帮助张玉环提起诉讼，或者可能就是这样。让我们和家人坚持下去。

进入8月后，打电话给他的记者不少，他在台历上记下每天要做的事情。新京报记者杜摄

旧案：张玉环不是唯一的嫌疑人。

新京报：回到1993年，案发时，你参与了案件的哪些部分？

张幼玲：我当时在北陵林场当医生。林场离我家有五六百米远。出事当天下午，几个孩子家属来找我，问张医生，你看到两个孩子在这里玩吗？我记得很清楚，晚上天黑的时候，6岁孩子的爷爷又来问我，孩子是不是来找你玩的？

第二天早上，来找我的人说孩子在下马塘水库淹死了。我想到了第一个问题。不可能的。这个水库离我们村很远，村民的田地也不在。从村子到水库，要经过一条茅草小道。孩子至少要走二三十分钟。一般村里的孩子不会往那个方向走。

因为老家是张家村，1969年，我从林场调到张家村种地。1972年，我回到国营北岭林场当医生，对村里的田地和池塘了如指掌。而且当时是秋收，第二季水稻割完了，池塘都干了，有大裂缝。那里有多少水？池塘的坡度不是陡坡，小孩子走路不可能突然掉下来。

午休时间，我躺着一直在想，就起来骑车去看了。我不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还是什么，正好我遇到他们来埋葬孩子。两个孩子在草地上，上面盖着竹席。

新京报：你在现场看到了什么？

张幼玲：我是带着怀疑来的，所以仔细看了看。打开一看，发现不对劲。6岁大的孩子，从嘴巴到脸颊都有明显的淤血痕迹。从他的嘴到脸颊有向上的勒痕，他的胸部和腹部有许多紫色的瘀伤，有拇指指甲盖那么大。再看看4岁的孩子。他的脖子上有右手被勒死的痕迹。四指加一指很清楚。

当时周围有很多家人。我说，你怎么这么蠢？你看不到这么明显的痕迹。这是一起凶杀案。本人毕业于江西中医学院专科，成人自考，解剖学，生理学书籍。我对他们都非常熟悉。从我了解到的情况如何判断尸体上的伤痕？疤痕多久能形成时间？再加上我也喜欢研究破案，喜欢看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小说，所以那天的场景正好用上了。

说要举报这种情况，我印象很深。其中一个孩子的叔叔问：“报告要我付钱吗？”

张幼玲家中中医书籍。新京报记者杜摄

新京报：你找到了孩子死亡的真正原因。警察到现场后是怎么和你沟通的？

张幼玲：孩子的叔叔跑到村里电话报案，然后全村人都知道孩子被杀了，都围了过来。那天还下着小雨。警察大约在下午三四点钟到达。两辆警车，大约三四个警察，赶到了。法医看了现场后，把孩子的尸体带走了。

第二天早上，两个警察来我单位，问了我十几分钟。他们问我是否了解情况。谁干的？你知道谁跟谁有仇吗？我不知道。我只是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就像看病一样。我们必须找出原因。”

后来警察来了几次，问了我几个嫌疑人的名字。张玉环只是其中之一。警察还问了张玉环的母亲，我说她平时是村里的“女辣椒”(当地方言，指泼辣的女人)。几天后，张玉环被带走了，几天后，警察到村子里说案子破了，凶手是张玉环。

新京报：破案后村里还发生了什么？

张幼玲：当时觉得凶手已经抓到了，孩子的冤屈已经平反了。我们都觉得松了一口气，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了。后面有个小插曲。过了几个月，死孩子的家属跑到公安局。当他们看到张玉环没有被枪杀，他们跑去问他。

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因为当时他们去了几次都没有结果，家里人来找我，问这种情况怎么办。要不，张医生，你帮忙写个“申诉书”，问问怎么还没被枪毙。有人养了他吗？

之后基本就没动静了。我一直在行医。我只听说宋小女出去工作了，和张玉环离婚了，嫁给了别人。北岭林场有一所小学，张家村的孩子都在那里上学，张保仁和张保岗也在那里上学。教书的老师是我的好朋友，但我刚才听老师提到两个孩子“做生意”。

那时，我还听说张玉环的儿子在村子里被欺负，但生活在农村的人都很固执，心胸狭窄。那时候，村里人都以为张玉环杀了人，大家都恨他，就算孩子被欺负什么的，也不在乎。

回应动机问题：“我没有私心”

新京报：这两年还做过什么时间，律师介入案件后？

张幼玲：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及时分享与案件有关的信息。2018年5月，王飞律师路过武汉，在武昌区一家酒店与我见面。我口述了我知道的所有案件，律师同意让我签字，像笔录一样。同年8月，尚律师也来到武汉，又重复了一遍。我也签了。

后来群里的异地记者多了起来。我以文字的形式把案件从头到尾打了一遍。很长，分成很多段发给群里。我什么都告诉你了。

此外，我和张玉环的哥哥张民强也有很多电话交流，主要是互相鼓励和支持的话语。张民强一开始的想法和我一样。他当面问过弟弟很多次“你到底做没做？”上诉期间，我们虽然抱有希望，但希望不大，也不知道几年后会轮到这个案子。

那段话时间，我的朋友圈几乎没有发过与本案相关的东西，主要是考虑到受害者家属的感受。

新京报：你能理解为什么村子不能接受张玉环的回归吗？

张幼玲：他们都这么认为。当公安宣布张玉环是凶手时，它是如此详细，以至于没有人不相信。如果我自己没有卷入这件事，如果律师没有在看过报纸后告诉我一些错误的事情，我会一直相信张玉环是凶手。我帮张玉环抱怨过这件事。一开始我老婆和村民都不知道，瞒着我家人。后来案子开始有了一些进展，我就知道瞒不了了。

张玉环和我的旧房子拍了一张照片，证明了我的清白。新京报记者杜摄

新京报：现在村里很多村民质疑你，说你帮张玉环上访要钱？

张幼玲：我根本没想过钱的事，也没跟他们吵。我根本没想到张玉环会出柜。出乎意料。一个记者问我，张玉环出局了，你兴奋吗？我一点也不兴奋。我还是很担心。他没杀这个人，那是谁杀的？我关心的是这个。我想要的是真相。

到目前为止，村里的人都认为张玉环是凶手。他们打电话给我，谈了很多这个案子。我跟他说，只要你有证据，现在公安在，法院在，你就可以报案。只要证明是他干的，还是可以抓的。

新京报：收钱的事你不操心，就这么传来传去，最后大家都信了？你没有这种回村的压力吗？不怕被报复你？

张幼玲：我不在乎。是真的，说假的也没用。家人也劝我不要接受记者采访，不要出风头。我不怕。我坐着不动。我什么都不怕。我没有任何私心。张玉环能拿到多少国家赔偿是他的事，我不参与也不做任何事。我的压力主要是家人的担心造成的。我的孩子也在公安系统工作，只是因为怕给他压力。

新京报：张玉环回国后，你在武汉的日常生活会受到此案的影响吗？

张幼玲：张玉环回不回来没有变化。唯一的变化可能就是来找我的记者多了。我在一家私立医院的门诊部工作。合同一年签一次，全国各地的病人都来找我。我每天八点半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中午午休两小时，月薪一万左右。这几年最多也就2万，包括现在看病，也不知道欠了病人多少钱。我过得很好，所以他们说我为了钱有点可笑。

新京报：以前受害者家属觉得你是“恩人”，现在你的角色变了。你帮助张玉环抱怨，但是家庭成员不理解。你压力大吗？

张幼玲：你觉得我能放下心里的压力吗？就算这辈子放不下，也要放下。我理解村民们对我说那些谣言时的想法，但是这些话有什么用呢？它不起作用。不管他们是生气还是不理解，我问心无愧。

新京报：你和张玉环以及受害者家属有关系吗？

张幼龄：我们姓张，是爷爷的爷爷，也是我爷爷的爷爷，兄弟俩。都是同辈传下来的，都是“一棵树的枝干”。两个死者的家庭和我们的一样，这意味着我和两个死者孩子的父亲和叔叔张玉环一样亲近，所以对任何人都没有偏袒或亲近。我们村分为四个民族。我们属于第四室的后代，都是一个家族的。我只关注谁对谁错，不关注谁和我亲近。

“我这辈子明明做了一件事”

新京报：张玉环案的真相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张幼玲：肯定重要。我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我一直在想，既然这个案子已经解决了，为什么张玉环不上法庭呢？真相在哪里？我找有这个意向的记者，记者的律师。

在我的一生中，我必须看到真相是什么。我这一辈子，既然发生了这种事，为什么放不下一直悬着的心？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不在乎张玉环。我在乎真相。

新京报：关于这个案子，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张幼玲：张玉环回家后，我和他唯一的联系就是几天前的一次视频电话。我主要说了两点。一个是张玉环人现在出来了，但是我怎么才能打消村民对他的顾虑呢？这正是我担心的。希望政府和媒体多考虑这方面，帮助他融入社会。我在想的另一件事是，这个案子也应该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

有媒体记者写道，我还在寻找真相。我能有什么力量？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能找到什么？只是我内心的想法是这样的。肯定有杀人凶手，那么这个人在哪里？

8月7日下午，时隔27年，张玉环一家11口人在家门前拍全家福。新京报记者杜摄

新京报：这个案子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幼玲：这个案子真的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我是偶然卷入这个案子的。

第一次发现孩子的死因，就看到了。即使我想杀了我的头，我也会说出来。如果他杀了我，他会杀了我。

第二次，张玉环称之为不公正，那么真相在哪里呢？

我觉得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自己心里也对得起这件事。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不后悔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正义的事情。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他们说的我的好处。我只是觉得我这辈子明确的做了一件事，我就是这么想的。

记者|杜编辑|陈晓曙校对|刘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