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金友：极化格局下的路线之争：后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思潮的可能图景

作者简介：庞金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理论和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

来源：《比较政治学研究》系列2，2021，第67-85页；时事与民族风俗分析

微信编辑：周悦

摘要：随着美国政治生态的分歧、冲突和极化不断加剧，反思、调整和重建成为美国政治思潮的显著特征。与追求更广泛的权利主体、更丰富的权利内涵和更进步的权利想象的自由主义相比，保守主义主张更纯粹的价值理念、更传统的道德底线和更现实的秩序建构风格，二者呈现出明显的不平等两极分化。随着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中国社会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焦虑和恐惧挥之不去，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抬头并逐渐融合。在世界主义和身份认同的双重夹击下，当代公民身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世界政治的向外扩张稀释了公民政治的精神内核，而身份认同的向内回缩则瓦解了传统的公民身份结构。后特朗普时代，分裂和两极分化仍是主旋律，路线微调和立场转变在所难免。现实政治仍然会影响思潮的变化，极端思潮可能会抬头。

[关键词]后特朗普时代；政治两极分化；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平民主义

在一个世纪大变革的时代，美国的国际地位、地区关系和国内政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政府的目标和战略以及美国人的价值观和观念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重振雄风，重回昔日繁华的理想和愿望，已经悄然淹没了一往无前的豪迈和激情。激情澎湃的自由主义进步思潮，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当代保守主义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休克反应右翼保守主义的崛起，似乎是一种被动而无奈的反击。右翼民粹主义对移民和全球化的内在焦虑与狭隘排外的民族主义不谋而合。铁幕落下后，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为世界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对美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业余出身、备受争议的特朗普，虽然怀抱振兴美国的梦想，动作大胆频繁，却未能获得连任；后特朗普时代，“拜登主义”将力挽狂澜，或在进步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人们只能拭目以待。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表面上看是两位候选人的终极PK，是两大政党的强势对决。从更深层次看，是围绕美国是什么、如何维护美国利益等核心问题的价值选择，是美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核心政治问题形成的线战。如果说分歧、冲突和极化是当代美国政治发展的突出特征，那么反思、调整和重建则是当前美国政治思潮的全貌。

第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不平等极化是当代美国政治的基本特征。这种两极分化不仅表现为政治精英的两极分化和政党政治的阵营对抗，还表现为政治文化的显性裂解和意识形态光谱的激进偏离。其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分裂和割裂最具代表性。

自由主义是当代美国当之无愧的主流思潮。虽然经历了20世纪的百年风雨，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仍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但与其他政治思潮相比，自由主义的基本脉络和背景丝毫没有改变：在经济上，认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价值，承认国家干预的作用，赋予更大的行动权利；政治上，认同“积极自由”，主张“大政府”或“强政府”，主张福利国家政策；文化上，强调人权，倡导多元主义，尊重选择自由和宗教宽容，给非主流文化更大的空间，关注少数民族的权益；在国际上，主张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主张自由贸易和多边合作，强调国家间的和平与稳定，重视国际组织和体系的作用。

在两大自由主义流派竞相勾勒的“美国梦”中，人们似乎看到了这样一幅壮丽的画卷：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和自由选择的权利，人人承担世界主义和全球公民的责任，人人共享社会进步和世界繁荣的福利；美国推动并领导着世界的发展。美国人无比自豪和光荣，因为他们是美国的一员。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一些变化悄然发生。

在经济领域，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级风雨飘摇，阶级固化初具规模，“贫困陷阱”已经显现。[2]“在过去的40年里，一种新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前所未有的固化的阶级体系开始出现并得到巩固。”[3]在积累下降和失衡加剧的双重夹击下，自由主义所描绘的机会均等、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与人们渐行渐远。[4]在政治领域，繁重的福利制度成为政府公共财政难以承受的负担，“大政府”和“强政府”的制度假设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权利需求。当预期的愿望和利益没有实现时，美国民众的不满和不信任就会随之而来，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权力的权威性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文化领域，在个人主义和权利至上意识的驱动下，传统意义上的边缘化和非主流群体正在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们渴望理解，呼吁平等，甚至希望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全球化为世界范围内的人员流动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和条件。急剧上升的移民数量不断给移民迁入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安排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也引发了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正是自由主义对移民群体的无限接纳和对外来文明的高度包容，造成了外来移民、文明冲突、身份政治崛起等诸多棘手问题。在全球领域，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大量崛起，传统的世界秩序和国际格局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美国独霸世界的单极体系正面临瓦解，其影响力、话语权和建构能力已不能与过去相比。如何面对来自中国、俄罗斯和欧洲国家的冲击和挑战，如何为未来发展合理定位权力结构等。更是优柔寡断。

对于这些变化，大多数人不仅困惑，而且不满，甚至极度愤怒。也说明美国新自由主义的进步理论和政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反思和调整是必然的。当然，这些困境也给了保守派希望，从而为美国保守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美国战后的保守主义经历了巴克利时代、里根时代、小布什时代、特朗普时代。虽然历经波折，阵营更迭频繁，但反思自由主义，回应现实发展的基调并没有太大变化。虽然不像自由主义那样根深蒂固、思想体系鲜明，但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坚信自由市场至上，主张“小政府”或“弱政府”，对国家干预和福利政策始终保持警惕；虽然承认个人权利和个人选择，但更强调权威、传统和宗教的基本作用。[5]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的文化价值备受推崇，中下层白人的当代境遇得到同情和支持；在国际关系处理中坚持现实立场，坚决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甚至推行单边主义和反全球化政策。

特朗普在任的四年间，将自己激进和极端保守的立场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经济上，特朗普试图通过减税，将工资从010提高到31040，提高失业率，来振兴制造业，繁荣美国经济。政治上，坚持美国利益至上，杀死威胁美国利益的人，甚至采取强硬政策，既与自由派绥靖政策分道扬镳，又与保守派建制派划清界限；文化上，坚决抵制移民扩张势头，努力维护美国传统价值观和主流道德，对同性恋群体、外来文化和少数族裔采取强硬态度；在外交上，坚持对等原则，反对差别政策，主张“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高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由此，“从根源上解决美国的国家建设问题，并遵循这条道路，是特朗普治国理念中的一条明显线索。”[6]无论是国家建设还是民族建设，特朗普的保守价值观都很明确。“从他维护的政治法律制度到他奉行的内外政策，从他坚持的思想信仰到他倡导的生活方式，都符合保守主义的基本思想。”[7]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我们不难理解特朗普内外政策的本质。“特朗普主义追求的目标其实很简单：重拾美国传统，重塑美国精神，让美国成为美国人的美国，这一切都是为了美国和美国人的利益。”[8]

不难看出，如果说自由主义使美国政治的天平不断向左转，那么特朗普时代的保守主义则使美国政治迅速向右转，其力度和速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无疑大大加剧了美国已经很明显的政治极化趋势。在激进自由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的双重牵引下，“政党冲突激烈化、精英立场极端化、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大众文化冲突化、社会阶层分化的趋势更加明显。”[9]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政治极化并不是沿着政治中心线向左右两端的均等或对称偏离，更不是接近的极化。左翼自由派追求更广泛的权利主体、更丰富的权利内涵和更进步的权利想象，右翼保守派则主张更纯粹的价值观、更传统的道德底线和更现实的秩序建构。虽然左右两翼渐行渐远，但与传统分界点的距离却不可同日而语。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人选择，自由派追求覆盖的广度和赋权的广度，保守派追求具体问题的强度和具体主张的硬度。纵观单一自由派给予移民群体、同性恋群体、BLM运动的同情、理解甚至支持，自由派的激进化程度远非保守派可比；但如果从保守派对自由市场、传统道德和国家利益的执念和坚守来看，他们的坚决态度是自由派所不能及的。同样强调减税。自由派希望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保守派希望降低企业和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同样强调医改政策，自由派是想帮助穷人，保守派只是提出全民免费医疗。这时候激进的程度几乎分不开彼此。

总的来说，保守主义的两极分化趋势是被动的、回应性的，更多的是被左翼自由主义拖着、拉着。正如国内一些学者所言：“两极分化的主要推动力是左翼自由派的实质性‘进步’。虽然右翼保守派在一些问题上也倾向于保守，但他们的政治立场总体上相对稳定，甚至在很多问题上追随左翼‘左’。”[10]

从选举政治的角度来看，政治极化必然导致分化和分裂。对于共和党和民主党来说，最重要的是首先巩固右翼保守派和左翼自由派的阵营基础，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移民、性别、族群、枪支、边境墙、中美关系等敏感问题上表达明确而坚定的立场。人们关心的事情。对于大多数选民来说，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迅速逆转，特别是经济不平等日益明显，在工资、福利、就业、文化冲突、信仰自由等重要问题上，已经没有多少讨论的余地了。其中涉及到切身利益。他们乐于看到明确的政治对策，但不愿接受温和路线或妥协方案。对于总统候选人来说，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格局是下一步政治策略的必然前提，但一个要考虑如何继续向右，一个要考虑如何向左。拜登对特朗普竞选过程的无比投入和竞选结果的扑朔迷离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合流在某种程度上，2016年是当代民粹主义崛起的一年，其标志是英国退出欧盟、川普当选以及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当代民粹主义虽然形态各异，阵营多样，但仍以其反精英、反体制、仇官仇富、崇尚暴力话语、鼓吹极端民粹主义的鲜明特征，与其他主流或新兴思潮相区别。“民粹主义者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每一个有常识的人经过一个真实的舆论形成过程后所能总结出来的公共利益，不如说是某种‘真实的人’的象征性表征，从中可以推断出正确的政策。民粹主义者总是希望打着‘真实的人民’和‘沉默的大多数’的旗号，对抗民选代表和民选的官方结果。”[11]

基于对成员结构、利益和权利诉求的考虑，美国民粹主义分为左派和右派两大阵营。左翼民粹主义，以移民、城乡低收入群体等下层基层为关注对象，将生活困境归咎于精英的操纵和现行制度的缺陷，激烈批判精英和富人群体，主张改变规则和制度以寻求发展空间；[12]右翼民粹主义以传统中产阶级和“铁锈地带”白人蓝领等白人保守派为主。它认为，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进程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衰落，移民的涌入抢占了就业机会和福利份额。外来文化的肆意扩张导致主流道德沦丧，文明冲突凸显，社会分裂加剧。坚决反对高税收高支出，拒绝医保改革，要求缩减政府规模，限制政府权力。[13]“他们不喜欢富人，认为富人抢走了他们的财富。同时，他们也不喜欢穷人，认为穷人获得了太多的社会福利，这些福利来自对他们的税收。”[14]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对低收入群体实施了一系列救济政策，尤其是对那些无力偿还贷款的穷人。这引起了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他们担心民主党政府会征收更多的税收来补充穷人，并喊出“你没有资格花我的钱”的口号。也正是基于这种担忧，他们坚持限制移民，因为移民群体的福利和援助也来自于对他们的税收。美国的左翼民粹主义以2011年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右翼民粹主义以声势浩大的茶党运动为代表。两大运动的兴起，大大加剧了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大多数中产阶级都破产了，失去了工作。他们抱怨政府和制度，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坚持左翼民粹主义立场。2008年金融危机，中产阶级损失惨重。他们担心的是经济形势和就业机会，但他们更担心的是移民的涌入和贫困人口的不断增加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他们逐渐开始抛弃左翼民粹立场，转而支持右翼民粹路线。作为特朗普的重要选民阵营，中产阶级的价值立场和利益诉求自然是特朗普内政外交的重点。于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价值立场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张，反全球化、反移民群体、为中产阶级和精英减税自然成为特朗普主义的典型表现。

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也刺激了民族主义的觉醒。“在制造业衰落、就业形势持续紧张、移民涌入等多种因素的压迫下，‘铁锈带’的白人蓝领工人转向了民族主义立场。他们明确反对全球化、世界贸易体系和外国移民。”[15]他们感到与美国主流社会越来越疏远，他们曾经的政治理想、价值观甚至生活方式开始受到冷落甚至贬低。一直以来，他们都不想回到曾经由他们主导的文化氛围，那个无比伟大辉煌的国家。这种追忆和怀念难道不是对当前发展现状的抱怨吗？与此同时，这种疏离感和挫败感让民族主义者对外部世界冷嘲热讽，充满敌意。“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断变化，原来的中上层阶级或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下降了，或者他们认为自己的地位下降了，激进的保守观点和民族主义就自发产生了。许多美国人对美国自己制造的世界有一种逆反心理，因为他们认为全世界都在反对他们、他们的家庭和整个美国。”[16]在这种情况下，当特朗普喊出“夺回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时，在他们心中激起的共鸣可想而知。正如佛罗里达所分析的，“阶层重叠和地域分化让特朗普意外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在社会层面，他的支持者主要是白人，受教育程度低、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觉得自己的经济状况在恶化。从地域上看，他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白人和低学历人口比例大、经济焦虑度高、工厂和服务业岗位集中的地区。”[17]

尽管在思想传统、价值主张和政策倾向上存在巨大差异，但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日益恶化的国内社会经济形势以及精神和心理层面不断加剧的焦虑和不安，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逐渐融合。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和共和党充分利用右翼民粹主义的力量，将其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紧密结合，在“美国第一”的口号下煽动反移民情绪。特朗普上台后，旗帜鲜明地推行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进路线。他与民主党同病相怜，冲突和对抗日益激烈。他甚至陷入了联邦政府被迫停摆的“否决政治”的窘境。特朗普执政四年间，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移民群体、外来文化、族群认同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非常一致。

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将美国经济的持续下滑归咎于现行国际体系和世界格局的弊端。前者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奉行美国优先、单边主义的原则，后者则主张美国利益至上。特朗普在任四年期间，带领美国政府退出了10多个国际组织、协定和条约，很大程度上符合这一立场的价值判断。

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移民涌入的态度非常相似。作为定居者，他们对移民群体保持警惕、警惕和抵制，视其为美国传统、自身利益和生存发展的掠夺者和威胁。特朗普接连出台严格限制移民的政策，无疑回应了这两大阵营的利益和心理诉求。

对于猖獗的种族主义情绪，以白人蓝领工人为主体的右翼民粹主义和以白人精英为代表的激进民族主义不谋而合。2020年5月爆发的“弗洛伊德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种族矛盾是隐藏在美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痼疾。经过多年的奋斗，黑人群体的生活条件和权益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社会不平等越来越严重。2008年金融危机后，黑色群体的生存发展空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特朗普上台后，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种族政策，但其鼓吹白人主义、主张白人利益优先的政策取向是明显的。这件事只是一个导火索，却又一次揭开了种族冲突的旧伤疤。“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现象级街头运动和全球性骚乱，本身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多重现实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他们是以黑人为代表的一群有色人种，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发泄他们的怨恨和不满，是美国社会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和种族冲突的集中爆发。这恐怕是右翼民粹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始料不及的。

对于左翼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深度扩张，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内外日益紧张的发展环境，不仅保守主义、新左派等主流思潮积极响应，社会中下层也纷纷表示不满，由此引发了一波强烈的舆论右转浪潮，其中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主导力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滑向强人政治的危险。

从根本上说，民粹主义，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源于底层广大民众的不满和焦虑。收入下降，福利得不到保障，就业困难，医疗和教育机会越来越稀缺，还要眼睁睁看着移民大量涌入，权势阶层肆意攫取财富，垄断资源，掌控规则。自然，他们的愤怒和怨恨将不得不发泄出来。其反精英、反主流、反建制、反“政治正确”等极端诉求，如主张美国优先、支持种族主义等，不仅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同情。光有情绪和诉求是不够的。我们如何实现它们？“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往往希望中央集权的政府和坚强果断的政治领袖带领他们恢复民族荣耀，团结民族认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改变不公。”[18]这为强人政治的回潮和专制政权的回归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在我们周围人民的愤怒中，人民觉醒了，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不满。被主流媒体斥为危险转向的，其实是强势回归、重新进入画面的阶级斗争。”[19]纵观当今世界政治，强人政治并不少见。特朗普、普京、莫迪、杜特尔特、埃尔多安都是代表人物。虽然他们背景不同，形象各异，但都善于利用自己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甚至不惜采取激进的立场和极端的手段。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合流，表明美国传统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美国民主政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将使本已混乱的政治两极分化雪上加霜。而且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全球化、移民、不平等等重要变量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也意味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其后果和影响还有待检验时间。

第三，世界主义与身份认同的耦合与张力。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政治发生了两大结构性变化：一是随着苏东剧变和冷战格局的解体，美国的单极体系从理想变为现实；第二，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全球共识不断深化，地球村和世界公民的概念深入人心，区域合作普遍开展，超国家共同体的理念成为理论可能。这两个变化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世界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然而，众所周知，这种渐进式的发展态势对美国传统的政治理念乃至政治制度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

首先，美国人在界定与国家的关系时，一直秉承着“我们人民”的想象，这既是一种共和理念，也是一种公民美德。无论是在殖民时代，还是在独立战争前后，还是在宪法辩论期间，对于构思和发起“我们的人民”的缔造者来说，“人民”自然是指北美人民，北美以外的其他人不包括在内。显然，这与世界主义者眼中宽泛的“我们人民”并不相同。正如安德森所说，“没有一个民族会认为自己与全人类平等”。[20]

其次，美国是典型的当代宪政国家。美国宪政以宪法为规则和框架，限制公权，保障私权，努力维持统一的联邦权利和自治的州权利之间的微妙平衡。但是，一旦美国政府的权力越过边界，涉及到其他国家乃至全球事务，那么以什么为依据、如何界定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温和的世界主义者试图在共识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普世的宪法，世界各国都会遵守，而激进的世界主义者则希望以美国宪法为基础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和制度，在全世界普及。无论哪种方式，美国宪政的传统框架都必然被打破。

再次，在传统政治中，“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美国人选举自己的总统，美国总统决定美国事务。然而，在世界主义时代，“世界的美国”和“美国的世界”都对传统政治提出了挑战。尽管美国人仍在选举自己的总统，但美国总统决定的不仅仅是美国事务，还有美国人民。那么，问题就来了。美国总统在决定事务时遵循美国利益至上还是全球利益至上的原则？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人假设”分析，美国的利益至上是理所当然的。一旦美国利益至上，美国还是“世界的美国”吗？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世界主义不仅没有带来大多数人所期待的幸福和美好，反而造成了全球经济危机的暗流，移民和难民的持续涌入，以及全球不平等的加剧。特别是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全球影响力、话语权和既得利益明显下降。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形势迫使美国重新审视世界主义，全面反思全球化进程，反全球化或反全球化思潮的出现，单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抬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国际主义和自由市场现在正被原始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所取代。”[21]

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想象起来非常美好，但实践起来却极其困难。对世界主义的不同理解和态度，不仅导致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立，也加剧了建制派和非建制派的分裂。

与四面楚歌的世界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国内身份的崛起。世界主义和同一性主义看似联系不大，实则密切相关。战后世界主义的流行为当代身份的产生提供了地理空间和物质条件；21世纪，世界主义导致的移民潮、民粹主义和经济不平等是刺激身份政治兴起的重要因素。如果世界主义是渐进扩张的全球梦想，那么身份就是保守收缩的部落情结。

生活是自由的，但又以各种身份无处不在。在传统政治中，身份属性往往被主流的、强势的、大规模的社会身份所承载。国家、民族、宗教甚至性别都属于这种广义的身份认同。80年代以后，在民主化、全球化、左派运动、多元文化等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身份属性更倾向于由非主流、弱势、少数群体来表达。

自启蒙时代以来，个人主义的增长和扩张一直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独立自主的个体突破传统的宗教阴影、社会羁绊和伦理约束，维护自己的个体价值和尊严，表明自己的选择和判断，成为政治思维、制度设计和社会理想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切反过来又强化了个人的过度自信和个人价值的极端上升。传统的秩序观念、宗教信仰和伦理规范受到冲击和瓦解，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获得了较大的生长空间。“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个体和私人为表征，以情感联系和文化认同为轴心，围绕各种身份属性而形成的群体、组织和网络最终浮出水面，这就是身份政治的原始形态。”[22]日益膨胀的个人主义奠定了当代身份政治兴起的主要因素和价值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是理解当代欧美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全球化带来了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在全球的自由流动，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壁垒被突破，社会生活各维度的趋同性不断加强。当人们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在更广泛的领域接触各种群体时，自然会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差异，进而加强人们对自己的了解和认识。人往往需要用身份来呈现自己，推销自己，也需要用身份来认识和定义别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需要不断的改变。身份属性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内在特征和基本属性。全球化也促使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地区聚集，导致移民的定向迁移，这必然加剧生产要素集中地与移民迁入国之间的生存空间拥挤、就业机会竞争、社会福利共享和流行文化冲突，进而导致移民与当地居民的矛盾和冲突。在世界经济持续上行，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有利形势下，这些矛盾和冲突是大多数人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一旦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国内经济停滞不前，或者遇到像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紧张局面，这些矛盾和冲突就会加剧，人们的愤怒可能会指向特定的人、特定的文化或特定的国家。

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身份政治源于左翼阵营反思和批判主流文化的街头政治。60年代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女权运动整合后，主要对象是精英、白人、男性。斗争的手段是通过强调自身的差异来反抗和拒绝压迫和剥削。它的目标不仅是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利，而且是领导文化和主导社会的主流权利。80年代以后，随着权利运动的不断胜利，以反思、批判、解构为特征的左翼批判精神衰落了。身份政治成为左翼精英表达政治主张和文化诉求的“表演政治”，“政治正确”曾是身份政治的有力武器。21世纪，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移民浪潮、就业环境恶化、不平等加剧，直接或间接地侵占和挤压了白人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和就业机会。他们感到压力、失落、不满和愤怒。尤其是生活在农业州和铁锈地带的白人，他们一直以美国传统的共同缔造者和美国精神的践行者自居，他们由衷地认为，正是他们这些定居者的不懈努力，才使美国成为世界的“山城”，成为世界的灯塔。冷眼看着咄咄逼人的移民作为定居者，再加上自身经济社会环境和生活空间的不断恶化，白人群体的身份被唤醒，“受害者情结”被激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回应性身份政治”。结果是：“身份政治不再是边缘到中心的抵抗政治，而是两个感觉处于同一边缘的文化群体之间的对抗政治……”[23]

身份政治对民主政治构成了实质性的冲击和挑战。本应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以共识政治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却退化为追求狭隘民族利益和特定身份属性的部落政治。民主政治被拆解成支离破碎的部落主义，民主的精神和目的自然消失了。在福山看来，身份政治是当前美国民主政治危机的根源。“共和党正在成为白人政党，民主党正在成为少数党。如果这个过程持续下去，身份将完全取代经济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差异。这个结果将对美国政治非常不利。”[24]

公民权是传统政治的基石，但在世界主义和身份认同的双重夹击下，它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向外扩张的世界主义扩大了公民权的活动空间，却淡化了公民权的精神内核；认同的萎缩强化了少数民族的认同，却瓦解了公民身份的基本结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世界公民的耀眼光环掩盖不了广泛的政治共同体认同的伟大，民族认同的骄傲掩盖不了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的瓦解。

美国的公民政治向何处去？公民身份如何定位和放置？未来美国是张开双臂拥抱更广泛的世界主义，还是一步步回归更纯粹的美国主义，是给予移民、同性恋群体和BLM成员更多的权利和关怀，还是关注白人蓝领工人，推崇白人至上，复兴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这些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根本区别。特朗普执政四年，强调美国优先，奉行单边主义，高调“退群”，修建边境墙，限制移民，奉行白人至上原则。上任当天，拜登通过签署17项行政命令“拨乱反正”，其中9项直接推翻了特朗普的行政措施，包括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停止修建美墨边境墙，撤销美国对主要穆斯林国家采取的有争议的旅行禁令。其力度和决断力甚至大于特朗普。与特朗普赤裸裸地鼓吹“美国优先”和极端单边主义不同，拜登上任以来的讲话和行政命令已经明确释放出拜登政府将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的信息，包括重返国际组织和出席国际会议。其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夺回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修复被特朗普搞砸的美国国际形象。

四。后特朗普时代政治思潮的可能走向首先，分裂和两极分化仍然是主旋律。从愈演愈烈的经济极化到混乱的政治极化，从不断升级的文化极化到危机四伏的社会极化，一股强大的极化力量正在缓慢而无情地撕裂着美国的民主政治。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如何处理移民问题、如何缓解种族情绪、如何应对民主危机、如何破解身份焦虑，不仅是美国大学争论的焦点，也是未来美国政治的焦点，是各种政治思潮都在面对和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对此，主流思潮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传统思潮如民族主义、世界主义，或者新兴思潮如民粹主义、认同主义，都有不同的理解，都在试图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说服不了别人，更谈不上在两极分化的时代达成基本的政治共识。虽然美国在大选中放弃了特朗普的路线，但是，拜登的替代方案，无论以什么面目出现，采取什么策略，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社会短期内面临的经济不平等、移民潮、民粹主义、种族意识等深层矛盾。对于这些基本矛盾的解决，政治思想和政治思想派别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是一个撕裂的时代。两极分化和分裂成为常态，而协调和共识逐渐成为奢望。任何一方的提议都会遭到对方的坚决反对；任何一方的努力都会被对方视为虎视眈眈。美国大选改变不了美国政治的大气候和大氛围。两极分化的趋势和破解的格局不仅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摆脱，甚至可能愈演愈烈。

其次，微调和转向是必然的。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4年前特朗普的意外当选，证明了激进的自由派和白左路线正在失去人气，普通民众希望再次看到美国的伟大和辉煌；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特朗普四年后连任失败，反映出右翼民粹主义和激进保守主义难以担当，激进路线和极端立场未能解决美国的衰落和困境。再积极的动机，再美好的愿景，都代替不了民意所指，人民所愿。对于拜登政府来说，撤销特朗普政府的极端决定，纠正特朗普主义的激进路线，消除特朗普政策的负面影响，是本届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回归国际社会，修复盟友，改变防疫策略，恢复经济发展，缓解就业压力，提高福利水平，是当前的当务之急。这些政策一旦实施并产生良好效果，将对美国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持久的影响。被保守主义短时间封杀的自由主义，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乐观的发展机遇。毕竟，拜登对移民、同性恋群体和有色人种的态度要比特朗普友好和宽容得多。保守主义的激进路线和强硬立场会有所调整，民粹-保守主义对全球化的态度会有所缓和，但另类右翼和文化保守主义对性别和文化问题的态度不会有太大变化。民粹主义最关心的问题是不平等、移民和全球化。如果在拜登执政期间，全球经济上升，国内不平等现象缓解，左翼和右翼都会放弃激进立场，但在移民问题上，左翼和右翼阵营的态度永远是一致的。如果经济状况在拜登时代没有改善，民粹主义将变得更加极端和激进。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当地居民，身份认同和身份政治首先是文化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因此，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对身份政治的影响不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身份政治都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时间是影响美国政治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第三，现实政治仍然是最关键的变量。川普上台后，在国内事务上，虽然封锁东方，扼杀西方，但贸易战略、移民政策、减税法案等引起巨大争议，经济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平等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尤其是新冠肺炎防疫决策不当，导致美国民众怨声载道。在外交政策上，态度强硬，独断专行，任性妄为，不断挑战现有体制和既定规则，不断退群毁约，引起国际社会广泛不满，全球威望和国际影响力迅速下降，全球灯塔光环消退。显然，拜登上台后，特朗普的反全球化立场和单边主义会有所调整。至于哪些环节，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得而知。这种调整势必影响美国国内政治、区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结构和格局，影响美国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可能走向，进而影响世界主义和身份政治的未来发展。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对内缓解贫富差距、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对外改革世界贸易组织，调整国际贸易议程，以更加人道的态度对待全球化，是美国内政外交的重中之重。[25]

最后可能会产生一些极端的想法。一个是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是困扰美国政坛的痼疾，历史悠久，根深蒂固。从“弗洛伊德”事件可以看出，这个残毒还在。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不平等、福利、文化权利等问题，类似事件还是会发生。在美国政治背景下，种族主义往往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交织在一起，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第二，法西斯。广义的法西斯主义是指崇尚绝对权力，大力宣扬侵略性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思潮。当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时，左翼和右翼的批评者都警告说，法西斯主义可能会在美国出现。2021年1月6日，美国参众两院举行联席会议认证美国大选结果的当天，国会遭遇暴力冲击。一些美国媒体评论说，这是法西斯主义的死灰复燃。某种程度上，对国会大厦的冲击标志着美国极右势力的历史性重组。对国会的冲击，以及对国会冲击后的打压和制裁，是否会导致美国极右阵营的大分裂，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从此分道扬镳。这也可能成为后特朗普时代政治运动的雏形和模式。一些曾经的制度捍卫者在议会之外正式成为法西斯分子。这可能是美国政治未来发展最危险的趋势。第三，部落主义。部落主义是身份的过度膨胀，是身份政治的极端取向。与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比，它表面上并不危险，但对政治共同体、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构成了重要的挑战和致命的威胁。部落主义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将个人利益和诉求推向极端，完全不顾公共利益和基本的善，类似于碎片化的原子主义。它给民主社会和共识政治带来无穷的麻烦，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第四，威权主义。如果有乱象，就需要整改。一个缺乏共识、贫富差距严重、高度碎片化、原子化、部落化的政治共同体。受民粹主义和民族情绪的激发，往往把民族复兴和国家繁荣的希望寄托在强人政治上。但政治强人一旦当选，就可能逐渐封闭政治竞争轨道，侵蚀和损害选举政治和代议制，甚至导致威权政治的危险。不仅如此，“自2016年大选以来，政治评论家开始关注特朗普的威权主义倾向可能带来的威胁。他们的担忧是合理的，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共和党漫长的转型过程为特朗普的崛起和统治提供了土壤。”[26]

四年前，特朗普在争议声中上台；四年后，特朗普谢幕，一片哗然。有人说他是昙花一现，也有人说他会东山再起。无论如何，主导美国内政外交四年的特朗普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分歧、分裂、分化是2020年美国大选给人留下的直观印象，其实也是当下美国政治生态的真实写照。作为政治发展的反思和应对，在接下来的后特朗普时代，拜登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美国的颓势，采取何种策略应对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的危险，克服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的困境，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美国政治思想是否会发生上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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